齊心（左）與習仲勛

第一次相遇，他親切地向我微笑

如果把人生比作長河的話，我和仲勛相伴58年，可算是度過大半輩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當時，我是帶隊人之一。習仲勛是剛剛到任不久的綏德地委書記。也是在這一年的夏天，我們有了第一次相遇。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集體宿舍經(jīng)教室走過時，突然看到迎面而來的仲勛，他正從楊濱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來，突然見到習書記，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了我，親切地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雖然只是匆匆而過，那一瞬間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仲勛的秘書黃植立即電告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仲勛，慶賀我們得了一位千金。這就是由我母親親自取名為“橋橋”的女兒。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工作之余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里。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尿了他一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自從橋橋降生以后，只要仲勛工作稍有間隙，就會把女兒抱來看看，有時他還親自為孩子拍照片。當橋橋稍大一點時，仲勛如有機會就帶著她外出活動了。盡管仲勛非常疼愛孩子，但他對孩子從不嬌慣。齊心在一篇回憶丈夫的文章中說：“我感激你能夠始終如一地嚴格要求我們的孩子，他們能夠成為今天這個樣子，你這位嚴父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和習仲勛在一起一輩子無比幸福

在我和仲勛同志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對我說的“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當作人生的座右銘。年輕的時候，我對他的這三句話不能完全理解，有時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現(xiàn)在，回想起仲勛同志的話來，才深深地領悟到了這些話的含意。我覺得能夠和我崇敬的師長、丈夫和摯友——習仲勛同志生活在一起，過一輩子，是無比幸福的。[詳細]

習近平一家與父親習仲勛

為節(jié)儉，讓兒子穿姐姐穿剩的衣服

在孩子們眼中，習仲勛是一位既嚴且慈的父親。習仲勛的夫人齊心此前接受采訪時回憶稱，建國初期，習仲勛任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公務非常繁忙。但是，他寧愿把業(yè)余時間花在照顧孩子上。當時家里沒有保姆，他親自給四個孩子洗澡、洗衣服。“對此，他視為天倫之樂，尤其是在和孩子摔打著玩時，開心極了。”

但是，在教育方面，習仲勛又表現(xiàn)得非常嚴格。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紅布鞋。這有時讓兩個男孩很難為情，習近平就因同學笑話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習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詳細]

父親文革時被打倒，習近平前往陜北插隊

父親習仲勛曾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雖然出身于高干家庭，但習近平的童年卻在父親的嚴格要求下度過，他的少年時代更與父親的命運緊密相連。由于“文革”期間父親被打倒，不到16歲的習近平就被迫前往陜北插隊。這段經(jīng)歷成為他永遠難忘的記憶，也成為他最寶貴的一筆人生財富。“我?guī)缀跄且荒?65天沒有歇著，除了生病。下雨刮風我在窯洞里跟他們鍘草，晚上跟著看牲口，然后跟他們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為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里山路我不換肩。”

秉承家風，對家人要求嚴格

習家有著從嚴教子、勤儉持家的家風。習仲勛認為，作為黨的高級干部，端正黨風，首先要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家屬做起。在父母嚴格要求下，習近平生活儉樸，在小時候常常和他弟弟一起穿姐姐們穿過的衣服、鞋子。在習近平走上領導崗位后，齊心專門開家庭會，要求其他子女不得在他工作的領域從事經(jīng)商活動。受父母耳濡目染影響，習近平秉承家風，對家人要求也非常嚴格。他擔任領導干部后，每到一處工作，都會告誡親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從事任何商業(yè)活動，不能打我的旗號辦任何事，否則別怪我六親不認”。[詳細]

習遠平（左一）與父母、習近平（右一）合影

他教孩子“雪中送炭惟吾愿”

少兒時，父親就教育我們說：對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懷不但貫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從小給我們子女樹立了一生待人的準則。縱觀父親一生，在黨內生活非正常期間，歷經(jīng)冤屈、坎坷、磨難，卻從來無怨無悔、顧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該謙讓的，他謙讓了；該忍耐的，他忍耐了；該承擔的，他承擔了；該挺身而出時，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在那些蒙冤歲月里，父親對污蔑不實的所謂“問題”，能攬過來的就堅決攬過來，寧可一個人承擔責任，也絕不牽連他人。他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許多人聽了這話落淚。“沒整過人”應該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過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多次念《孔融讓梨》成家訓

小學課本里有一篇《孔融讓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父親從小對我——他這個小兒子的特別家訓。父親不止一次拿著課本，給我念這一課，拉住我的手，給我講這一課。謙讓，是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人生課程之一。在家，謙讓父母，謙讓兄弟姐妹；在外，謙讓長輩，謙讓同學同事；謙讓榮譽、謙讓利益、謙讓值得謙讓的一切。謙讓，既意味著自己對個人榮譽、利益、所得的放棄，也意味著自我人格的升華。我感謝父親，走入社會以后，我終于明白，父親讓我從小養(yǎng)就的謙讓習慣，在面臨復雜社會關系，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家庭與國家利益時，獲益良多。不僅使復雜關系、棘手難題的處理容易獲得公平、公正的結果，同時容易贏得群眾的普遍認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親是了不起的英雄

1962年，父親蒙冤時，我才6歲，離開父親時，我才9歲。在我心里，父親早已是一個遙遠的、可思而不可見的夢。夢里的父親一頭烏發(fā)、身材偉岸，既威嚴又慈祥，可當他一旦走近，我撲過去要抱住他時，他卻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還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見父親的前夜，竟一夜無眠，浮想聯(lián)翩：父親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親見我的第一句話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復猜測……及至年齒漸長，閱世日深，我對父親蒙冤人生中鍥而不舍的身心砥礪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親為什么能夠天天如一地無畏面對，是因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黨至上，為黨和人民而戰(zhàn)斗、奮斗，是他心里的無上快樂。“戰(zhàn)斗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斗，天天快樂”，這16個字是他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順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這樣無私的精神世界里，個人榮辱得失毫無位置。無私方能無畏，父親蒙冤生涯中的無畏，正是源自他的無私。[詳細]

1975年洛陽，習仲勛與夫人齊心以及齊橋橋（后中）等兒女們

跟隨父親南下廣東就職

習遠平說，1978年，姐弟幾人中，只有姐姐橋橋陪同父親南下，對父親在廣東的生活最有發(fā)言權。齊橋橋是習仲勛和齊心的大女兒，1949年出生于延安橋兒溝中央醫(yī)院，故名“橋橋”。齊橋橋回憶說，在父親復出前，她就陪同母親為父親的平反奔走。習仲勛受命南下時，并未要求帶任何一個子女。但是，“葉帥、耀邦、王震等領導非常關心父親，覺得父親身邊應有人照應，一來女兒是信得過的，二來女兒比較細心，因此，就安排我跟隨父親到廣東”。

面對偷渡者父親潸然淚下

一個讓齊橋橋印象深刻的細節(jié)，發(fā)生在習仲勛對逃港風潮的處理中。習仲勛來到廣東時，正是廣東偷渡外逃最嚴重的時期之一。經(jīng)過十年動亂，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異地尋求“樂土”。根據(jù)相關資料，當年8月全省就發(fā)現(xiàn)偷渡外逃6709人。習仲勛多次深入到寶安和香港邊界視察。根據(jù)當時的規(guī)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統(tǒng)統(tǒng)送到收容站。習仲勛實地察看收容站時，時值盛夏，收容站條件很差，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農民，習仲勛哭了。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該用一種敵我的態(tài)度來對待他們！齊橋橋說，父親到沙頭角，看到香港那邊燈火輝煌，而我們這邊卻一片荒蕪，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婦孺，感到身上的擔子更重，覺得一定要搞經(jīng)濟特區(qū)，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齊橋橋為何不姓習？

很多人對橋橋何以姓齊而不姓習感到好奇。對此，橋橋說，上初中以前，自己一直姓習，就讀的是北京的干部子弟學校——八一學校，但升初中后改去“河北北京中學”就讀，該校也招收農村學生。“當時，父親任副總理，報紙上經(jīng)常登載他的消息，而‘習’又是一個很少的姓，很容易引人注意”，橋橋說，父親于是讓她隨母親的姓，改名齊橋橋，家庭出身也改為：職員。于是，齊橋橋的名字一直伴隨她至今。[詳細]

習仲勛：我一輩子“不整人” 不犯“左”的錯誤

毛澤東夸贊習仲勛，“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新中國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亂很多。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歸順中央政府，便是習仲勛在西北地區(qū)解決眾多民族問題中一個重要貢獻。習仲勛給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打電話，認為決不能采取武力。為了和平解決問題，習仲勛前后數(shù)十次派人爭取項謙。項謙一度歸順，不久又反叛。受習仲勛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去做項謙的工作，最終使項謙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誠，此后再未反叛。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澤東十分贊賞，稱贊道：“諸葛亮有個七擒七放，我們還多，我們來個十擒十放。”后來，毛澤東見到了習仲勛，開玩笑地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小說《劉志丹》與習仲勛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領導在看望病危的習仲勛時，曾評價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習仲勛一生所遇到的挫折與坎坷中，小說《劉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個。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jiān)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

長期的革命實踐，讓習仲勛對事物具有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尤其是對“左”傾現(xiàn)象的覺察，觸角十分靈敏。習仲勛在80年代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一次和《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在中南海散步。習仲勛突然對秦川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這是習仲勛對于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詳細]